肃清残敌，嘉奖功臣：朱元璋奠定大明基业的双重奏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然而，这位出身贫寒的皇帝深知，龙椅之下并非太平盛世。元朝残余势力仍在北方虎视眈眈，各地割据势力尚未完全臣服，开国功臣们则等待着新朝的封赏。
朱元璋面临着一个艰巨任务：既要彻底肃清残敌，又要妥善安置功臣，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初期的政治主旋律。北逐残元：肃清前朝势力的持久战朱元璋登基时，元顺帝虽已北逃，但仍占据着山西、陕西、甘肃、云南等地，史称“北元”。这些残余势力不仅拥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更在政治上仍以“大元”自居，对新生明朝构成直接威胁。洪武元年八月，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占元大都（今北京），但元顺帝早已北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元虽北遁，其势未衰，若纵之去，必为后患。”他立即命令徐达、常遇春乘胜追击，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肃清残敌之战。这场肃清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368-1370年）以追击北元主力为目标。徐达、常遇春先后在太原、庆阳、沈儿峪等地大破元军，俘虏王保保（扩廓帖木儿）部众八万余人。1370年，李文忠北征攻克应昌，元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被俘，北元遭受重创。第二阶段（1371-1382年）重点平定西南。朱元璋采取“先取四川，后图云南”的战略。1371年，傅友德、汤和分两路入川，平定明升政权；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征云南，次年攻克大理，结束了元朝梁王在云南的统治。第三阶段（1387-1388年）彻底击溃北元。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率军二十万征辽东，迫使纳哈出率二十万元军归降；次年，蓝玉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大破北元主力，俘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妃嫔、官员三千余人，北元从此一蹶不振。朱元璋在肃清残敌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他不仅重视武力征讨，更注重政治招抚与经济封锁相结合。对投降的元朝官员，他采取“来者不拒，量才录用”的政策，甚至将部分蒙古、色目将领编入明军，这种包容策略有效分化了敌方阵营。
论功行赏：构建新朝权力格局与肃清残敌同步进行的是对开国功臣的封赏。朱元璋深知“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历史教训，在封赏功臣时既体现慷慨，又暗含制衡。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授予六公、二十八侯、二伯的爵位：韩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岁禄四千石魏国公徐达：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岁禄五千石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因其父早逝而承袭爵位曹国公李文忠：朱元璋外甥，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卫国公邓愈：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宋国公冯胜：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二十八侯中包括汤和、沐英、傅友德、蓝玉等战功卓著者。朱元璋不仅授予爵位，还赐予铁券（免死金牌），规定“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免尔一死”。封赏背后体现着朱元璋精心的政治布局：首先，他注重文武平衡。六公中李善长为文臣之首，徐达为武将之首，形成文武并重的格局。其次，他兼顾亲疏关系。李文忠作为外甥获得高位，体现“亲亲”原则；同时，徐达、常遇春等非亲族将领也得到重赏，显示“尚功”导向。第三，他实施地域分散原则，避免功臣形成地方势力集团。尤为重要的是，朱元璋在封赏同时已经开始构建制约机制。他设立大都督府分掌军权，规定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衡；推行卫所制度，使兵将分离；颁布《大明律》，严格规范功臣行为。这些措施为后来的削藩政策埋下伏笔。双重任务的交织与矛盾肃清残敌与嘉奖功臣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交织、时有矛盾的政治进程。一方面，肃清残敌需要依靠功臣的军事才能。徐达、李文忠、傅友德、蓝玉等将领在北方战场上屡建奇功，他们的军事成就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本，使封赏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随着战功累积，部分功臣势力膨胀，又引起朱元璋的警惕。这种矛盾在蓝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捕鱼儿海大捷后，蓝玉居功自傲，行为日渐骄纵，最终在洪武二十六年以谋反罪被处死，牵连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此案与 earlier的“胡惟庸案”（1380年）共同构成朱元璋打击功臣集团的高潮。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开国初期（1368-1380年）以封赏为主，强调“共享富贵”；中期（1380-1390年）转为制衡，通过案件削弱权臣；晚期（1390年后）则大规模清洗，为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扫清障碍。
历史评价与启示朱元璋肃清残敌与嘉奖功臣的双重任务，最终塑造了明初的政治格局。通过二十余年征战，他基本消除了外部威胁，为明朝276年国祚奠定基础；通过对功臣的封赏与制衡，他构建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一过程也暴露出专制皇权下的深刻矛盾：皇帝既需要能征善战的将领开疆拓土，又忌惮他们功高震主；既承诺“共享富贵”，又难以容忍权力分享。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初期慷慨封赏、后期残酷清洗——虽然巩固了皇权，但也造成大量人才损失，为“靖难之役”中建文帝无人可用埋下隐患。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朱元璋处理开国难题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王朝更迭的某种规律：每一新朝都必须完成“破旧”与“立新”的双重任务，而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如何平衡武功与文治、赏功与防骄、集权与活力，成为考验历代开国者的永恒命题。大明王朝在朱元璋手中完成了从起义军到正统王朝的蜕变，肃清残敌使这个新生政权获得生存空间，嘉奖功臣（及其后的制约）则塑造了它的权力结构。这一双重奏虽然伴随着血腥与权谋，但确实为明朝前期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