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在返京担任军机大臣的途中，特意绕道山西祁县看望了一位老先生。
有位老人叫乔致庸，他既是乔家大院的主人家，也是做买卖的商人。
左宗棠当上陕甘总督后，曾受乔家慷慨解囊的爱国支持。他专程造访乔家大院，亲手为乔致庸一家题写对联："克制私欲归本心，修身积德善为文"，横批"履和"取中正平和之意。这副对联后来被镌刻在乔家大门之上。
祁县最威风的房子，得数乔家盖的那座像城堡一样的大院。这院子面朝东、背朝西，四周都靠着街，那砖墙足有十几米高，上面还有像城墙女墙那样的凸起，活脱脱一座军事堡垒。
致富艰难，保住家业同样不易。那气派非凡的乔家大院，一直守护着家族的荣耀，历经两百年风雨依然矗立，却也目睹了曾经富可敌国的家族如烟云般消散。
乔家能发达起来，靠的就是从不向命运低头。
乔家祖辈日子过得苦，穷得只能上街讨饭吃。有一阵子，乔家特意在供奉祖先的报本堂里，放了个讨饭用的破篮子和一根赶狗的棍子，好让子孙们记住，每一口饭都来之不易。
常言道，难道王侯将相就天生高贵吗？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就是个不信命的人。
清朝康熙时期，祁县乔家堡有个叫乔贵发的人出生了，他是乔家第一代出去打拼创业的人，最先摆脱了穷苦的日子。
听村里老人讲，乔贵发年轻那会儿不识字，穷得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有回村里本家侄子办喜事，他赤着上身跑去厨房搭把手，想给婚礼添点热闹劲儿，结果反倒被人当众奚落，说他穷酸样来了也是白搭，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
人要脸面树要皮，这事儿把乔贵发气得半死，索性他直接拍拍屁股，离开了祁县。
那时，北方刮起了一股“走西口”的热潮，好多北方省份的百姓都跑到长城北边的口外去讨生活，这么一来，中原内地和蒙古草原之间的路就通了。祁县在太岳山北边，历来交通就方便，有条从北京通到川陕的大路，还有条经过子洪口穿过太行山的南北老驿道。就这样，乔贵发也跟着这波走西口的人，离开了家乡，去了塞外。
乔贵发独自一人前往北方，一开始也就是个普通打工者，在蒙古草原的萨拉齐厅（现在叫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帮人赶骆驼，还曾在一家当铺里做过小店员。他勤俭节约，好不容易存了些钱，便开始做起了磨豆腐的小生意。
穷苦小贩的身上，慢慢显现出了晋商的特质。
山西位于内陆，山地多而耕地少，很多人因此外出寻找生计。明朝时，政府推行“开中法”，山西商人借此机会找到了发财的门道。他们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境的粮仓，换来专卖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再把盐卖到各地，生意越做越红火。
清朝时，晋商发展到了最兴旺的阶段，贸易范围甚至扩展到了亚欧多个国家，成了实力超强的商帮群体之一。后来晋商多集中在府南几个县，也就是太原府南边的祁县、太谷和平遥等地。祁县的人到处奔波做生意，特别在行。
原本卖豆腐的乔贵发和发财致富根本不沾边，可他脑子灵光会做生意，攒了些钱后，就找了个山西秦姓老乡，一同奔包头打拼去了。
包头还有个蒙古语名字叫“包克图”，意思是“长着鹿群的地方”，它地处河套平原，南边紧挨着黄河，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清朝刚建立那会儿，这里被划成了“黑界地”，严禁汉人进去，后来政策放宽了，包头才成了走西口路上有名的商业大镇。不过，当时这地方作为新开发区，除了马匹多，别的啥都缺。
乔某和秦某赶上包头政策放宽的好时机，在那儿开了间卖草料的店，顺道还做起了吃食买卖，招待过往的生意人。他俩来得及时，又懂经营，买卖越做越兴旺，引得其他小生意人也纷纷跟着干。
乔贵发的生意让同行们眼红不已，没过多久，这座边陲小城便布满了各式店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乔贵发有远见，意识到这行难有作为，便毅然转行做起了"买青苗"的买卖。
在风险里找机会赚钱，这是乔家兴旺发达的另一个关键招数。
“买树梢”这种做法有点像做期货买卖。就是说，春天时树上只有绿油油的叶子，谁也不知道秋天能结出多少果子。要是春天你就按一个价把“树梢”（也就是未来的果子）给买了，等秋天果子大丰收，那你可就赚翻了；可要是果子收成不好，那你就亏得血本无归啦。
乔贵发采用先预定后收粮的法子来做粮食买卖。
他注意到，农民秋冬卖了粮食拿到钱，可一到春夏就常常没钱花，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乔贵发瞅准春种夏忙、秋收未到的时节，抓住农民想求安稳的心态，跟他们商量先给一个确定的粮价，还按照这个价格和说好的数量提前付钱，好让农民手头有钱花。等秋天到了，不管市场上粮价怎么变，都按之前定的价格和数量来收粮。农民们都很乐意接受这个“安心保障”，都抢着跟乔贵发合作。
乔贵发精明得很，专挑去年粮食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出手做生意。春天夏天他就按说好的价钱给农民付钱，等到了秋天，不管市场上粮食涨成啥价，他都照老价钱从农民那儿收粮囤着。等市面上粮食不够了，他再拿出来卖，一下子就赚了好多钱。
乔贵发在包头打拼多年后，给自家商号起了个名儿叫“广盛公”，后来又改成了“复盛公”。随着乔家生意越做越大，包头这座小城也跟着热闹起来，越来越繁华，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句老话：“包头城没建，先有复盛公。”后来啊，复字号在包头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有十九个铺子，五百多号人，卖的东西啥都有，茶叶、绸缎、药材、当铺、皮毛、粮食，啥都不缺。
乔贵发经过打拼成了有点名气的有钱人，为家族挣下第一笔财富时，都快五十岁了，他风光地回到家乡，在乔家堡十字路口的东北边盖了座院子，这就是乔家大院最初的模样。
一辈子都穷困潦倒的乔贵发，生前常常告诫子孙：“我本来就是个穷人，受尽了旁人的冷眼和欺负；你们以后可不能有钱了就变坏，去欺负那些穷苦人。”说到底，经商也是要讲人情的。当年走西口的乔贵发始终没忘本，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终于为乔家的兴旺打下了基础。
乔致庸，乔贵发的孙子，在嘉庆二十三年（也就是1818年）出生，那时候，乔家已经不用为吃穿发愁了。
乔贵发的三个儿子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牢记父亲教诲，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他们掌管家族事务时，乔家积累了近百万两银子的家产。反观当年和乔贵发一起创业的秦家后代，却整天沉迷于享乐，赌博玩乐样样来，最后把家产都败光了，结果“复盛公”的股份几乎全落到了乔家人手里。
乔家三兄弟投身到了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茶叶买卖中，成功开辟了一条贯穿南北的茶叶运输线。那时，南方茶叶的流通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途经西口，运往新疆和恰克图；另一条则是经过张家口，销往东北地区，这两条路牵动着众多人的生计。
为此，乔家投入了将近十万两银子，在祁县开了“大德诚”和“大德兴”两家茶庄，跟山西的好几家茶商一起，确保这条茶叶运输路线的顺畅。茶商们从福建武夷山出发，穿过鄱阳湖，顺着长江、汉水前行，翻过豫西的山区，渡过黄河，再经过上党、汾河，越过长城，一直走到蒙古的中心地带，走过了漫长的万里茶路，最后把茶叶运到恰克图去做买卖。乔家也因为这条茶路生意，变得更加兴旺发达了。
三弟乔全美把自家堂号定为"在中堂"，在几个兄弟里数他最精明能干，乔家大半生意都由他打理。为防子孙学坏，他立下五条铁规：不许抽大烟，不许娶小老婆，不许赌钱，不许逛窑子，不许喝大酒。
乔致庸的爹正是乔全美。
把乔家带到鼎盛时期的乔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原本对做生意没兴趣，一心只读圣贤书，到了老年，他书桌上还总放着儒家经典。
乔致庸在乔家三堂的子侄里算小的，家族里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比他大二十岁左右。他小名唤作“亮儿”，小时候父母就离世了，是兄嫂把他拉扯大的。年轻那会儿，乔致庸一心想考个功名，整天闷头读书，还真考上了秀才，活脱脱就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谁都料不到，那个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的小伙子，竟能让乔家的地位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往后，祁县这个小地方的大宅院，会跟全国的金融圈扯上大关系。
乔家生意原本是乔致庸的哥哥乔致广在打理，可乔致广不太会经营，在和对手的商业争斗里中了人家的计，结果乔家闹起了经济危机，他自己也气得病倒了。
乔致庸那时正忙着备考科举，突然得知兄长遭遇不幸，只好硬着头皮挑起家族大梁。他拉上与乔家交好的商家，用对手对付乔家的法子回击过去，结果大获全胜，让乔家化险为夷。
人生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从此，科举路上少了个读书人，山西商海里多了位大亨。乔致庸原本一心想当官为家族增光，可家族遇到难关时，他不得不接手家业，还把乔家发展成了近代山西最有名的商业世家。
跟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乔致庸也很有前瞻眼光。
一百多年前，山西曾是中国的金融重镇。乔家原本是做粮油、丝茶生意的老手，后来乔致庸受平遥首家票号日昇昌的启发，看中了票号这个有潜力的新兴行业，于是创办了“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票号，很快就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成了名震天下的票号巨头。
票号其实就是古代以晋商为主的商帮搞出来的钱庄类机构，在清朝道光到光绪那会儿特别火，主要是帮人换钱转账，还能存钱、放贷，甚至帮官府收税交钱、存捐款啥的，有点现在银行的味道。后来商业越来越发达，商人到处跑着买东西，要带的现金越来越多，票号就靠转账这些业务让做生意更方便，慢慢就成了金融界的大佬。
乔致庸掌管家业那会儿，乔家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钱庄在全国各地都开了分号，名声特别好，管理也十分到位，所以大家都愿意把钱存进来。最兴旺的时候，大德通的钱和股东们的投资加起来，能有七八百万两银子，是投资的二十多倍呢，四年下来，乔致庸就赚了二十多万两。这两家钱庄，一直到1951年才彻底关门。
乔家靠开票号赚了大钱，财富多到能和国家相提并论。
《清稗类钞》里记载，乔家光是流动资金就有四五百万两银子，这还没算上他们家的地、房子和铺子这些固定资产。那时候，一个县官一年工资才几十两，就算加上养廉的补贴，也就几百两，但乔家一个总管事一年就能挣到一千两白银。
咸丰、同治那会儿，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急需大笔军费，就号召各地有钱的商人捐钱捐物来支持军饷，乔家也多次出钱出力，因此乔致庸被赏了二品官职和花翎顶戴。到了1900年庚子年国家有难，慈禧和光绪逃出北京，路过祁县时，受到了乔家人的盛情款待，乔家的钱庄还捐了30万两银子，给两宫逃往西边避难用。慈禧就赏了乔家九龙灯等好多宝贝，这些东西现在还放在乔家大院里呢。
乔致庸做生意特别有本事，一辈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教导子孙时说，做买卖最要紧的是讲“诚信”，其次得有“道义”，最后才是考虑“利益”。
乔致庸对待诚信，那是一点儿都不马虎。
某次，包头复字号名下油坊有个员工，在胡麻油里偷偷掺了别的东西，结果被乔致庸逮个正着。这胡麻油啊，是用特别耐寒的胡麻榨的，在西北那些又冷又干的地方，大家一直都吃这种油，历史可长了，跟老百姓的日子紧密相连。
乔致庸气得火冒三丈，冲着那个做假货的伙计吼道："你这是要毁了咱家的名声，让大伙都没饭吃吗？"说完立刻让人把卖出去的掺假油都追回来，给顾客全额退钱。他当众赔不是，还再三强调，乔家祖祖辈辈都把"信义利"当宝贝，宁可少赚银子，也绝不坑顾客。
乔致庸放弃科举转而从商，一辈子既有着文人的风骨又兼具商人的精明。他把《朱子治家格言》题在乔家大门上，要是家里小辈犯了错，就得跪在地上把全文背下来，以此接受教训，以后不能再犯。在晋商的各个大家族里，乔家的家规是最为严厉的。
乔致庸常教导后代要节俭过日子，还亲自写了副对联刻在家里的门上，上联是：“想出名想发财别总想着靠别人，得靠自己拼”；下联是：“爱惜衣物爱惜福气不是光心疼钱，是懂得珍惜好日子。”这话意思是，想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得靠自己下苦功，有了钱也得知道满足，珍惜现有的福分。
除此之外，乔致庸还在父亲立的“五不准”家规里添了一条，就是不能虐待仆人。乔家对佣人特别宽厚，不会恶语伤人，也不会打骂欺凌，确保他们能吃得饱、穿得暖，活得有尊严。不仅给的工钱多，还会发些面粉、肉、柴火、煤炭之类的日常用品，甚至会给年迈的仆人发放赡养费。
乔家挑女仆不选年轻貌美的，偏爱勤劳且能干的，尤其是有经验的中年女性，还规定子孙不能娶小妾，也不准他们在外拈花惹草。乔致庸享年八十九，一生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前一位去世后才续娶的，始终秉持不纳妾的规矩。
祁县这儿，人人都夸乔致庸，对他特别敬重。
1877年光绪年间，山西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旱灾，民间甚至流传着“光绪三年，半数人丧命”的说法。面对如此危急的时刻，不少富人都自身难保，但乔致庸却拿出大笔钱财救济受灾百姓，安排家里的仆人到街上发放粥食，还让家里人“不吃肉，穿粗衣”，把省下的钱粮全都用来救灾。在他的影响下，祁县的富人们都跟着这么做，结果祁县成了受灾后流民相对较少的地方。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那会儿，国家正逢多事之秋，祁县也闹起了饥荒。乔致庸就让家里人省着点花钱，打开粮仓放粮，给乔家堡的每家每户按人头分了粮食，连那些逃荒过来的外地人，也都给送上了热粥。
后来历经多次变故，乔家虽逐渐走向没落，但并未遭受太大波折，这或许得益于他们平日里乐善好施、厚待仆人，还常帮衬周边乡亲。待到后来乡亲们聚在一起“忆苦思甜”时，非但没对乔家说三道四，反而讲了不少他们的好。
在民间，大家都说乔致庸的“命格强”。
乔致庸活到八九十岁时，他的六位夫人都已离世，几个儿子里也只有帮他打理家业的三子乔景俨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不过，晚年的乔致庸对子孙读书的要求依旧严格，性格也更加豁达豪爽。他的墓碑上记载着，他晚年时“白发如刺，吃饭喝酒都很有量，喝到尽兴就大声谈论”。
1907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那会儿，乔致庸平静地离世了。出殡那天，乔家堡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戴上了孝布，整个村子白茫茫一片，就像刚下过雪，天地一片素白。乔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送走了这位历经五个朝代的山西大商人。
▲这是乔致庸的肖像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乔致庸的经商之道，让乔家积攒下巨额财富，可也暗示了这个家族未来会历经波折。那个时代没法给他们的财产上保险，财富如同放在盆里的水，说不定啥时候就洒没了。
乔家做生意，归根结底是靠小买卖赚了钱，再用大买卖守住家业，背后还得有官府撑腰。
乔家发迹后，为了得到官府庇护，不断和官员们拉关系。同光时期，陕甘一带的地方大员、山西的巡抚道台，大多都和乔家有过金钱往来。而清朝朝廷对乔家，则是需要时就利用，不需要时就丢在一边。
晚清末年，庚子赔款等财政问题让朝廷犯了难，当时南方给朝廷的公款一时到不了，朝廷就暂时允许山西的民间票号来办理公款汇兑。等国家这阵子危机过去了，朝廷就又把这个权限给收回来了。而且，为了还战争的赔款，清政府还多次找山西的票号借钱来应急。
山西的票号靠着清政府快速发展，可辛亥革命一爆发，就因各种危机很快垮掉了。
1913年，山西的各大钱庄接连关门大吉，乔家旗下的大德恒和大德通两家钱庄，在这股时代洪流中苦苦挣扎，日渐式微。后来，汇兑的生意都被银行抢走了，钱庄里的存款也大幅缩水，最终只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乔家的人也被政治风波波及了。早先时候，乔致庸的大儿子乔景岱和小儿子乔景仪都意外丧命。
乔景岱接手了乔家在包头的胡麻油买卖，一心想把口外的生意全揽下来，结果被同行告发说他搞“霸盘”，恶意垄断市场，因此被抓进了大牢。好在有亲戚疏通了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太监，借着大赦的机会把他送回了老家，但从此禁止他再插手生意。乔景岱因此一病不起，最后含恨离世。在乔家景字辈里，就他官职最低，只是个正七品，连墓碑上都没刻“景”字。
乔景仪身为乔家辈分高却无实权的子孙，常跟清朝的王公大臣、各地督抚打交道，可最终也没落个好下场。他在包头打理乔家生意期间，惹恼了蒙古的贵族，最后的结局成了一个谜。有传言说他遭刺客暗算，头都被砍了下来；也有人说他被追杀时，连夜骑上快马逃回了祁县老家，之后便隐姓埋名，所以连他具体哪年去世的都没记载。
晚年时，乔致庸最痛心的就是白发苍苍却要送走年纪轻轻的孩子。
到了乔致庸孙子的那代人里，出了个思想前卫的“海归少爷”乔映霞。
乔映霞成长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那可是中国几千年来都没见过的大变局。他年少时特别推崇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又对孙中山十分仰慕，还向往西方的文明，甚至信了基督教，甚至还拿出家里的钱去支持革命党。
辛亥革命结束，乔映霞接管了乔家大院，他第一个剪了辫子，穿起了西装。他大力整治乔家，让乔家既守着老祖宗的规矩，又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包头“复”字号的买卖一度又红火起来。后来，乔映霞还当上了祁县第三区的区长，他带着乡亲们禁种鸦片，铲除烟苗时甚至出了人命，足见他行事果断，毫不含糊。
乔映霞这人思想挺新潮，可偏偏是个重情之人。他原配夫人离世后，在天津邂逅了女大学生刘菊秀，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很快结了婚。但婚后，因他俩年龄差距大，性格也不搭，矛盾慢慢显现，维持几年的婚姻最终还是散了。
乔映霞因这事深受打击，精神上出了问题，只能选择隐居，后来在1956年于北京离世，终年81岁。
乔映霞生病倒下后，乔家的大权落到了乔景俨的儿子乔映奎手里。打仗那会儿，乔家的当铺、铺子啥的，大多被日伪势力给占了，钱财散尽，再没了往日那显赫的富贵样。为了帮抗日队伍，乔映奎偷偷地把凑来的枪啊弹啊，都送给了咱中国的军队。
乔家大院那结实的高墙，好似乔家世代相传的强健肩膀，守护着整个家族。当日军在祁县肆意破坏、烧杀抢掠之际，幸有当地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在乔家大院门前挂起了意大利国旗，乔家大院这才逃过一劫。
后来有传闻说，意大利那位神父之所以帮忙，是因为乔致庸曾在义和团闹得厉害的时候，保护了七个从太原匆忙逃出来的意大利修女，还悄悄用马车把她们送到了安全的地儿。过了好些年，意大利人还记得这份恩情，就用一面国旗护住了乔家大院。
乔映奎离世后，乔家历经百年的商业帝国慢慢走向了衰落。抗日战争结束后，乔家旗下的店铺虽重新开门营业，但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勉强维持到1953年，最终以一种还算得体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乔家的人也陆续搬离了乔家大院，这座宅子便由政府接管了。
乔家人搬走后，乔家大院曾先后被用作医院和存粮的仓库，之后又成了晋中地委的党校。后来，有人企图破坏这处古宅，守门人原成瑞立刻锁上大门，靠着那高达十余米的围墙，把外界的喧嚣纷扰都挡在了外面，这座由乔家几代人精心建造的宅院，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完好地留存了下来。
那座高大的院墙和宽敞的院子还在那儿，青色的砖和石瓦静静矗立不发一言，乔家百年的故事给晋商的辉煌添上了最后一笔色彩。
参考文献：
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
张正明所著的《晋商500年兴衰历程：商界霸主之路》，由山西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晋商史料全览：家族人物篇》由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写组编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程光与盖强合著的《晋商十大家族》，由山西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祝勇所著《风雨乔家》载于《寻根》杂志2001年出版的第6期
武世刚所著文章《论乔致庸及其乔氏家族》，刊载于《山西档案》2006年第三期
武殿琦与马晓燕合著：《晋地儒商乔致庸传略》，载于《文史知识》2006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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