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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国反间谍机关与苏军情报机构如何较量?

发布日期:2025-07-27 07:10 点击次数:131

故事的台前与幕后肯定不同,大戏的开场与落幕必有反差。

这出大戏的高潮,在北京的一个冬夜上演……

“我是阿麟”、“我是白桦”

腊月的北京夜晚,气温寒冷,行人稀少。

1974年1月15日入夜,9点钟已过,从东直门北中街一个树木掩映的大院里,驶出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如果有人留神瞄上一眼,会发现这辆车的车牌颜色和车号都很不寻常,车牌是黑色的,号码是“使01—0044”。

黑色车牌是外国驻华使团的专用车牌,“01”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车牌代码。伏尔加车开出来的这个大院子,就是在北京东直门内占地16公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它以“世界面积最大的驻外使馆”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纪录保持迄今。

北京主城区黄金地段的超大面积,见证了建馆当年中苏两国非同寻常的友好关系。

时间进入70年代,这辆在夜晚悄悄驶出使馆大院的车辆,却不是要执行什么友好的任务。

车内坐了5人,3男2女。其中一高一矮两个男人的穿着不大寻常。高个子在西服外面罩了一件北京市民常穿的那种蓝色棉大衣,矮个子穿了一身那个年代常见的蓝制服,戴了一顶中式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他们的穿着很像普通的中国公民,当然,他们并不是中国人。高个名叫谢苗诺夫,是苏联使馆武官处的三等秘书,矮个名叫科洛索夫,是武官处的中文翻译。当然,这只是他们的表面身份,实际上,他们都是苏联使馆武官处里隐藏的秘密情报官员,隶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驾车男子名叫马尔琴柯,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2名女人,分别是马尔琴柯和谢苗诺夫的妻子。

小车驶出使馆大院后,穿街转巷,出了东直门,向东北郊疾驰,离开市区约9华里后,来到西坝河桥的附近。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方,小车悄悄停下,刹车尾灯一直没有亮起,他们事先切断了尾灯线路。

西坝河桥现在位于北京北三环中路内侧,已是繁华市区,而在40多年前,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在太阳宫人民公社的地界之内。

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此刻一片寂静,悄无人影。远处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偶尔有零星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身着中式蓝色外衣的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走下汽车,朝着大约170米开外的西坝河桥走去,谢苗诺夫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

两人下车后,马尔琴柯驾车驶离此地,向西北方向开去。

两人来到桥的东北角,停下脚步。黑漆漆的夜幕里,两人向四周张望观察一番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两人走到桥下,开始了焦急而忐忑不安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挨过,终于,远处有了隐隐的动静。窸窣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渐渐过来,随之有两个人影出现在了桥的西头。

桥下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按兵不动,在暗处静静观察。

两个人影在桥上徘徊张望片刻后,走到了东北角的桥头。其中一人小声而清晰地用俄语说:“我是阿麟!”

声音刚落,桥下也传来一声俄语:“我是白桦!”

两个人影闻声,立即钻进桥下。

他们看见了桥下一高一矮两个人。那两个人却一动不动,没有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用眼神紧紧地盯着黑暗中走下桥来的两个身影。

两个身影中的一个又用俄语重复了一遍:“我是阿麟!”

听到这一声后,谢苗诺夫一下子冲了过去,一把搂住“阿麟”,热烈地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低声叫着:“亲爱的阿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接头的时间极为紧迫,热烈的寒暄很快结束。“阿麟”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谢苗诺夫回头指了指身后地下的那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亲爱的阿麟把它带走。

至此,接头十分顺利。谢苗诺夫心里应该满是喜悦与轻松。

“阿麟”是谁

如果时光倒转,李洪枢当年偷越国境踏上苏联领土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7年以后,以“阿麟”的代号,以苏军情报总局派遣间谍的身份,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出现在北京东北郊农村的这座小桥下面。

李洪枢的家乡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他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按他后来的说法,他偷越国境是为了“探亲”,他的哥哥嫂子都在那边。1967年4月,他为了“探亲”,跑过了国境线。

不过,苏联方面并没有把他当做“探亲”人员看待。

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处于长期的不正常状态,苏方将来自中国的偷渡者视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情报来源。

对有些人,苏方直接进行讯问,搜集一些诸如中国地方党政组织结构、人员名单、军队驻地以及驻军情况等方面的情报。

讯问后,对那些再无利用价值的人,就遣返回国。对一些中俄混血儿或者还有一些利用价值的人,则收留定居。

对另一些人,苏方初审后认为可以作为间谍情报人员进一步利用,就对他们再进行深入审核与考察,通过后,则吸收他们成为间谍人员,进行专业的间谍情报活动训练。

李洪枢因为年轻,会讲俄语且头脑灵活,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看中。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鲁乌”(GRU)。格鲁乌的名气虽然不如克格勃那么大,但是,在有些领域,它的实力是碾压克格勃的。二战时期的红色谍王左尔格,冷战时期的原子弹间谍福克斯,都是在格鲁乌指挥下,为苏联立下大功的王牌间谍。

格鲁乌看中李洪枢后,从1970年开始对他进行间谍活动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体能、射击、格斗、收发报技术、野外生存和医疗自救等。

有位原格鲁乌间谍叛逃西方后,出书回忆了自己当年接受训练的一些细节,从中也可以了解李洪枢接受训练的类似背景。

那个间谍回忆刚进入训练基地时接受了入门测试,6天零17个小时里考了大约5千个问题,包括梦中突然叫醒的提问。吃饭睡觉都在考场。有道题目要求勾掉文章中的O,标出A,圈起C,同时录音机大声播放相反的要求。考试目的不是测试知识,而是测试在高度紧张和外界干扰下掌握信息的能力,以及压力下的生活态度和情绪稳定性。

格鲁乌教官告诫他们:不能学电影里间谍的样子,严禁有下列行为:戴墨镜、压低帽檐遮住眼睛、竖起风衣领子、手插衣袋。总之,不能扮酷,不能引人注意,绝不能让自己的外表像个间谍。

有个教官说:我不会教你们射击,不会教你拧断对方手臂。你们要忘掉在特种部队练就的本领。记住,你们只能寄希望于头脑,而不是手枪。

在训练如何接头时,教官要求,接头前如发现被跟踪,必须取消任务,而不能摆脱尾巴。如果摆脱尾巴,就暴露了身份。这样,以后就永远甩不掉他们了。

完成接头后,不能立即返回自己的住所,而要尽量扩大活动范围。要去商店、咖啡馆、酒吧、图书馆、火车站……与形形色色的男女交谈,目的是搞乱接头后的踪迹,防范潜在的跟踪者。

格鲁乌还以恐吓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洗脑。教官告诉他们,进了格鲁乌,退路只有一条:烟囱。教官指向训练基地远处的一个烟囱,里面冒出一缕清烟。有学员问:“正有人离开组织?”教官严峻地说:“这是焚烧文件。有人离开的话,冒出的是浓黑的油烟。”

就这样,从1970年到1972年6月,李洪枢在苏联接受了格鲁乌约2年的训练,从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变成了苏军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

李洪枢被派遣入境

训练结束,留着李洪枢在苏联当然没有什么用处。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在格鲁乌特工的护送下,由新疆布尔津地区偷越入境。然后乘车辗转进入辽宁。

6月23日,李洪枢来到沈阳一家工厂,这里有一个他的老相识,过去关系相当密切,当初外逃前,李洪枢就在他的家里隐藏多日,越境的路费还是他资助的。

格鲁乌的上司将李洪枢派遣入境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李洪枢入境不久,格鲁乌就通过间谍电台盲发联络消息,询问李洪枢入境后的情况,期盼他尽快回信,并告诉他新的联络方法。

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苏方一直没有得到李洪枢的任何消息。格鲁乌的上司肯定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可能对李洪枢多有责怪。

如果他们此时责怪李洪枢,那还真是冤枉了他。

其实就在入境后一个多月的时候,李洪枢就按约定的方式给格鲁乌发了一封联络信。他按照要求,以一个苏联侨民的名义,将信寄给苏联驻华大使馆里的联络人。明信是正常的领事求助事项,密信也写在同一张信纸上,是用密写药水写成。

在密信中,李洪枢写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项,如果格鲁乌联络人看到这封密信,必然会产生一些想法。尤其是,在密信的结尾署名处,李洪枢按照格鲁乌事先的约定,留下了一串特殊的字符,而这些字符,有着特定的含义。

不知道什么原因,格鲁乌在使馆的联络人没有收到这封相当关键的信件。事后,想必格鲁乌要对此事进行严格的调查与追究,如果当初他们收到这封信,看到这封信的内容,注意到信件末尾的那些字符,那么,后面的事件发展走向就将完全改变,李洪枢的命运也将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两个多月毫无音信,但是格鲁乌没有放弃,他们继续不停地以盲发方式向李洪枢发送联络消息。

终于,在杳无音讯两个多月以后,经过焦虑的等待与煎熬,格鲁乌终于收到了李洪枢的来信。

这时已经到了9月中旬。

李洪枢在来信里,说明了自己久未联系的苦衷,报告了自己这两个多月来发展情报组织、从事情报活动的情况。

格鲁乌上司十分欣喜,两年多在李洪枢身上下的功夫没有白费。

此后,双方联系不断,在格鲁乌上司以及驻华使馆联络人员的指挥下,李洪枢的各项情报活动进展顺利。

转眼一年多过去,时间来到1973年12月27日,李洪枢在东北收到了莫斯科的密电,指示李洪枢和他在东北发展的情报关系一起到北京,在1974年1月15日晚9点30分至10点,到东直门外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电台)。同时,要李洪枢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

在后来公布的供词里,李洪枢说: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后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

于是,在西坝河桥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写的一幕。

谢苗诺夫突然发现,头顶一片光亮

谢苗诺夫在桥下听到李洪枢又重复了一遍“我是阿麟”后,喜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与李洪枢紧紧拥抱。然后接过李洪枢递过来的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再将装有电台的手提旅行包指给李洪枢看,让他拿走。

谢苗诺夫此刻的心情应该相当愉悦。在这样一个国家间关系特殊的国度,与这样一个重要的派遣间谍接头,如此顺利,如此成功,真是可庆可贺。

可是,谢苗诺夫如果确实有过这样的喜悦心情,那么,它也只能是转瞬即逝。这种愉悦的心情瞬间就将被巨大的惊恐所代替。

就在谢苗诺夫接过藏有情报的口罩时,就在李洪枢拿起藏有电台的手提包时,就在双方准备分手告别时,突然,谢苗诺夫觉得头顶闪起一片光亮。

小个子的科洛索夫惊惶地用俄语对喊:“信号弹!信号弹!”

他们几个人本能地拔腿就跑。

但是,为时已晚。周围顿时人声四起,灯光闪亮。警察和民兵犹如从天而降,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

谢苗诺夫到底受过专业间谍活动的训练,紧急时刻不忘毁灭罪证,他甩手就将李洪枢给他的白口罩扔进了河沟。但是,这种把戏此刻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在间谍接头现场,我方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的东西颇为丰富:

一个深灰色和白色相间的毛毯裹起的包裹,内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间谍组织的纲领,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联间谍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还有间谍活动经费人民币5000元,北京市布票、粮票、面票等等。

此时,马尔琴科驾驶着伏尔加小车带着两个女人按照原定时间返回现场,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结果一并落网。

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4天后,中国政府宣布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科洛索夫这5名苏联间谍为不受欢迎的人,于当天驱逐出境。此前,中国外交部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对苏方表示了强烈抗议。

栽了!苏联情报部门只能认栽了!

谢苗诺夫诸位回到苏联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回味他们间谍生涯的这一场奇遇。格鲁乌也必定要花费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细细复盘这一场较量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以苏联在中国具有的情报搜集能力,他们不难打听到,李洪枢在那个情报交接的夜晚之后,所受到的不同寻常的宽大与照顾。

以格鲁乌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养,他们在日后的复盘中,不难勾勒出一幅此案的大致轮廓。如果把此案当做一场大戏的话,中国反间谍机关无疑是策划兼导演,而格鲁乌训练出的那位李洪枢,无疑是一位主要的演员。

对于李洪枢于1972年6月25日偷越入境之后,到1974年1月15日在西坝河桥下接头之前的剧情,他们也应该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

是的,李洪枢在1972年入境不久,就被中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踪迹。6月29日,李洪枢在黑龙江宁安县露头后,就被警方抓获。

我方考虑到苏联间谍机关尚不知李洪枢已被密捕、还在不断发来密电与李洪枢联系的事实,从对苏联反间谍斗争的长期性考虑,报经中央批准,决定争取逆用李洪枢,与苏联间谍机构进行周旋斗争。

但是,开头并不顺利。李洪枢长期接受苏方的洗脑训练,在被捕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态度顽固,对抗情绪强烈。后来虽然开始交代一些问题,但后来证明,他的这些交代有真有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欺骗了我方。

此期间格鲁乌数次发来联络电,催促李洪枢回信报告情况。我方担心长期不联系,会导致苏联情报机关怀疑。于是指挥李洪枢向苏方发出联络信,报告近期活动情况。

但是,此时的李洪枢仍是阳奉阴违,背我向敌。

他表面上按我方要求,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联络信,但是他在密信末尾的署名处,却偷偷写下了一串字符,他欺骗我方人员,说这是他的代号,其实,这些字符是格鲁乌与他约定的报警信号。如果格鲁乌情报人员看到此信,立刻就会明白李洪枢已经出事,行动失败。

不过,格鲁乌后来的反应,说明他们或者没有收到这封可能逆转结局的联络信,或者收到了信,却忽视了李洪枢发出的报警信号。总而言之,格鲁乌的谍报操纵体系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重大漏洞。

李洪枢不仅暗中向苏方报警。而且在发出此信后不久,他还借看管人员的一次疏忽,居然逃了出去。

不过,他是逃不掉的。仅隔一天,他被再次抓获。

第二次将李洪枢抓捕后,专案组遵照周总理“不要逼供信、要政策攻心”的指示,调整了审讯策略。针对李洪枢逃跑被抓回后自感难逃一死的心理,一方面抓住李洪枢向我方撒谎的证据,揭穿他的谎言,击破了李洪枢心理防线。另一方面,对李洪枢在感情上进行感化,不仅没有逼供信,反而让他吃好睡好,有病及时给予治疗,还把他的亲人接来与他见面。

这些做法让李洪枢感到非常意外,最终,李洪枢在专案组的教育感化下,态度和立场终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办案人员十分感激,当面向自己的亲人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向祖国赎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至此,李洪枢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并且主动交代了此前背着我专案组向苏联间谍机关秘密报警的行为。

不过我方发现,虽然李洪枢向苏方报警,但是苏联间谍机关仍然不断发电与李洪枢联系,似乎并未收到报警信号。

专案组为了试探真情,就指挥李洪枢向苏联间谍机关发出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测试苏联间谍机关对李洪枢的真实态度,同时迷惑干扰苏方的情报搜集活动。

试探见效了。格鲁乌不断向李洪枢回复指令,说明他们对李洪枢仍然信任如初。

于是,大戏逐渐走向了高潮。1973年底,李洪枢收到格鲁乌的新指令,1974年1月15日晚到西坝河接头。

为了演好这幕大戏的高潮,专案组提前到接头地点反复察看周围环境与地形。

按照周总理“进入现场的作战力量,一定要在14号下半夜分别进入居民点隐蔽一天,不许外出”的指示,我方在西坝河桥的周边地带,预先埋伏了300多名警察和民兵。

专案组将破案力量分成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包围圈,由民兵等保卫骨干组成;第二包围圈是侦察人员;第三包围圈是卫戍部队。

执行任务当天,专案组成员提前将西坝河一带进行秘密封锁,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馒头,醉倒了塞到了床底下。

入夜,埋伏的人们开始等待。

9点钟,一片静寂。

9点15分,一片静寂。

9点30分,仍然一片静寂。

又过了几分钟,终于,一辆小汽车悄悄驶来,停在了西坝河桥附近。

9点45分,一颗红色信号弹在天空上划出一道弧线,大戏终于进入精彩的高潮。

更为精彩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在现场摄影,后来制作成纪录片,在全国影院公开放映,轰动一时。

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苏修间谍落网记》的文章,详细还原了现场情景,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1974年开门红,取得了南北两线的两大胜利,南线西沙群岛对越自卫反击战,北线抓苏修特务。”

鉴于李洪枢对此案侦破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关方面决定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下,为了让他今后安定平静地生活下去,给他改名换姓,进入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娶妻生女,岁月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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