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分水岭
❶ 背景
如前所述，苏联起初便与孙中山携手共进，无论是黄埔军校的建立还是北伐战争的推进，都离不开苏联的大力支持。
孙大炮逝去，蒋介石随之崛起。这位前辈昔日曾赴苏联考察学习，对于共产主义理念，他持保留态度，对共产党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实力更是深感忧虑。他时常怀揣着与共产党交往的紧迫感，坚信不是你死即是我亡的残酷对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连锁反应，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党运动，意图将尚且稚嫩的共产党置于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的李大钊，这位革命先驱，惨遭军阀张作霖的残酷杀害。
在白区的上海，临时中央坚持了数年，却遭遇了顾顺章的背叛，导致地下组织遭受重创，形势愈发严峻。无奈之下，自1931年起，我们便陆续逃往江西瑞金的苏区，投靠了主席及其同志们。抵达苏区后，首要任务便是将主席边缘化。
实则不足为奇。那时的临时中央领导层，大抵是归自莫斯科之人，在中山大学深入研究了数年马列主义理论，其理论造诣与毛主席相比，实有云泥之别。最为显著的分歧在于，马列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依托工人阶级，主张革命从夺取大城市起步。然而，毛主席的构想却是立足于农民，主张革命先从农村发端，继而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无疑分属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那些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理论家们，诸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对主席的这套理论不以为然。他们迷信于苏联的成功模式，坚信只要照搬苏联的革命方法，革命的成功便无可置疑。这种盲目的苏联崇拜，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个疑问，众所周知，主席个性鲜明，并不擅长于团结同志。因此，我们不应误以为主席自革命初期便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当时的苏区，主席常常属于少数派，人际关系并不融洽。即便是朱德这样性格温和的人，也时常与主席发生争执。
总体来看，主席与莫斯科派之间充满了相互的轻蔑。主席对那些从莫斯科归来、除了能背诵马列主义理论外一无所知，却妄自尊大地发号施令的人表示鄙夷；而莫斯科派则对毛主席嗤之以鼻，认为他不过是个土气未脱的乡下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模糊不清，更不遵循苏联的模式行事。
自1931年临时中央迁往瑞金苏区伊始，主席便逐渐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军事决策的核心之外。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谁执掌决策权呢？那非三人团莫属，即博古、李德与周公。
博古个性真诚，但能力方面确实有所不足。他的崛起并非出自个人争夺，而是前任王明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下逃往苏联遥控，将信任的博古推上了领导岗位。当时的博古年仅24岁。试想，一个24岁的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缺乏革命经验，就被委以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这岂不是荒谬？
至于三人团中主管军事的李德，他同样面临类似困境。他并非品质恶劣，实则能力有所局限。加之博古及众人的特别推崇，他显得颇为固执己见。
在博古接任临时中央的领导职务（原负责人为党中央书记，王明意图保留此职位，因此采用了“负总责”这一临时称呼），他意识到革命活动离不开军事知识，然而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将德国人李德调任此地。
李德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两年，随后投身苏联红军，其军事指挥才能不过尔尔，仅相当于团长级别。尽管他怀揣着助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崇高愿望，然而能力有限，险些将中国革命推向深渊。
周公自是不必多言，作为党内资历深厚的老同志，堪称革命事业的“万金油”，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自1933年起，老蒋发起了针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战役。李德，虽毕业于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却机械地照搬了学院中的理论，全然不顾主席先前倡导的运动战策略，转而推行阵地战。他企图将敌人拒于苏区之外，甚至提出了“寸土必争”的严令。
全然由土造武器构成的军队，与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相抗衡，陷入阵地战的泥沼，其结局不言而喻。
然而，无奈之下，博古和李德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其指令无人敢违抗。一旦有人提出异议，便会遭受严厉的指责。历史记录已清晰地表明了后果，那就是损失巨大，苏区难以保全，只得启动了艰苦无比的万里长征。
长征伊始，原定计划系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蒋介石并非愚钝之辈，经过数场交锋，红军的意图已被其洞察无遗。他早已在湘西提前部署重兵，静候红军自投罗网。
不妨稍作闲谈。事实上，在长征伊始，若能疾步如飞，便有可能成功突破老蒋的封锁圈，而前往湘西亦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症结仍旧在于那群位居中枢的文士。在苏区撤退之际，他们对外声称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转移，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深信不疑，误以为这只是搬家之举。因此，他们连坛坛罐罐都不愿丢弃，甚至连印刷厂的机器设备也一并带走，雇用了数千名挑夫，使得行军速度变得极为缓慢。
当时蒋介石的策略可谓一举两得，意图在削弱红军的同时，顺便解决地方军阀的问题。这些军阀个个精明，蒋介石的计谋他们自然一目了然。因此，他们普遍选择了退让的策略。被誉为“小诸葛”的白崇禧更是制定了“不阻拦首尾，只打击中间”的策略，只要红军不在此久留，仅是借道通过，便无后顾之忧。
因此，只要红军行进迅速，便能迅速摆脱老蒋的包围圈，避免最终陷入绝境。遗憾的是，那种过于缓慢、如同搬家般的行军方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机会稍纵即逝，冲出包围圈的绝佳时机也随之迅速消逝。
红军所面临的绝境，源于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在此役中，红军虽已突破前三个封锁线，但损失并未达到惨烈程度。具体而言，第一道封锁线导致3700余人伤亡，第二道封锁线伤亡9700余人，而第三道封锁线则造成8600余人伤亡。
湘江之战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仅此一战便牺牲了三万余人。长征出发时，红军尚有八万六千之众，然而战火过后，人数锐减至三万余人。多年的积累，一朝之间化为乌有。党和红军，面对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境地，瞬间陷入绝境。如此战下去，恐怕唯有全军覆没的结局。
前途与归途，这一课题，如今摆在了红军全体指战员的面前。
❷ 过程
自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后，主席彻底丧失了军权，仅余苏维埃主席之名，无人与之往来，这无疑加剧了他的忧愁与苦闷。
这段经历促使主席深刻反思，领悟到团结同志的极端重要性，这对日后再次复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两年的闲暇时光里，他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素养。这些努力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成功回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长征伊始，主席便未曾闲暇。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与张闻天、王稼祥被安排同属一个军团并肩行军。邀请他们二位的初衷，便是不懈地向他们传输自己的观点与理论。
事实表明，该策略成效显著。张闻天与王稼祥毫不犹豫地采纳了主席的见解，同时对博古与李德的失误及无能深感不满。
为何要关注这三位历史人物？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他们均曾是远在莫斯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与博古同属一派，并且深得共产国际的信任。然而，伴随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所受损失日益严重，张闻天与王稼祥对博古的批评情绪也逐渐增强。
博古亦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遂安排张闻天接替主席，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举实则是一石二鸟之策，既削弱了主席的权力，又迫使张闻天退出了政治局。面对博古的这一手段，张闻天心中自然充满不悦。
至于王稼祥，他原本便对主席的见解深表赞同，因此双方交流起来显得尤为顺畅。
主席洞悉了其中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湘江血战之后，经过持续的沟通，三人共同形成了共识：若继续让博古、李德如此胡乱指挥，党和红军将面临覆灭，亟需更换领导。
彼时，中央大权由博古、周公、李德三位领导人共同执掌，他们组成的决策团队被赋予了一个寓意鲜明的昵称——“中央队三人团”。这名字之所以如此贴切，正是因为其背后的对抗意味不言而喻。
再者，主席频繁出入军营，无论有何要事还是闲暇时分，都会与各军团首脑进行深入沟通和交谈。这些军队首脑们，鉴于李德的错误指挥，对博古和李德积怨已久。因此，他们很快便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此需明确一点，遵义会议虽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却非孤立存在。召开遵义会议并非一蹴而就，解决了所有问题。遵义会议的作用是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其前有相应的铺垫，其后则有持续的影响。
前期阶段，历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以及猴场会议的铺垫。在湘江之战过后，全军士气遭受重创，然而李德却仍旧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这无疑是将军队引入蒋介石设下的陷阱，毫无成功的可能性。
三次会议的核心要义在于驳回了李德的提案，采纳了主席的见解，决定放弃向湘西的进军，转而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进军。此举具有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主席重新投身于军事战略的制定，且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坚定拥护。这一决策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更涵盖了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诸如彭德怀、林彪、刘伯承、李富春等杰出将领均悉数出席。
此刻的博古，尚未意识到自己已彻底落败，且败得如此惨烈。
首先，博古发表了讲话，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回顾总结。他虽着重指出敌强我弱是关键因素，却未愿意承认自身在领导层面的责任。相较之下，周公在发言中，对三人团在指挥上犯下的重大错误进行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这情形令博古感到一阵茫然。然而，更令他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张闻天的发言。张闻天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博古与李德所犯的错误，言辞颇为犀利。
主席的讲话精辟地总结了博古、李德的失误，并明确指出，在当前大敌压境之际，首要任务是解决军事战略问题，其他争议暂且搁置。这一观点至关重要，它使得原本棘手的问题瞬间变得易于处理。
继而，王稼祥明确提出了三项主张：首先，他全然赞同张闻天及主席的讲话；其次，他主张红军应由主席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来统领；最后，他提议撤销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限，并解散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张、毛、王三人齐声炮轰，瞬间将博古与李德置于被告的位置。
遵义会议的决议标志着，主席当选为常委，三人团制度得以废除，周公被赋予在军事指挥上作出最终决策的职责，而主席则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协助者，正式涉足军事事务。这一变化至关重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军事指挥权无疑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肩负总责的重任，本是由周公与张闻天共同推举主席担当，然主席却坚辞不受，力主由张闻天接任此职。对此，不禁令人敬佩主席的高瞻远瞩，这一点留待后续详述。
至此，博古李德遭遇惨重失败，红军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然踏上了崭新的征程。
❸ 后续
若谓遵义会议伊始，主席便已取得胜利，那未免太过简化了事态。实则，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历程的缩影。
实则，这其中的道理看似浅显易懂。将博古与李德从领导岗位上驱逐，在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后，似乎轻而易举。然而，真正棘手的是他们下台之后，如何进行人事的重新安排。
咱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要职，即当时肩负全面责任的职位，主席并未亲自担任，而是极力推荐张闻天出任。这正是主席高瞻远瞩的体现。遵义会议的决策，是在未获得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作出的。当时，中共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任何高层的人事调整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若主席亲自执掌大权，一旦共产国际在秋季进行清算时未予认可，这无疑将使我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相较之下，张闻天作为苏联归来之人，获得了王明及共产国际的一致认可。因此，即便博古被罢免，若将张闻天提拔至高位，这在共产国际和王明眼中，都是能够接受的结果。
观察其表面情形，张闻天接替博古，执掌党的最高领导权，周公亦取而代之李德，掌握军事指挥的大权。至于主席的变动，不过是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得以参与军事决策的过程。
历史记载中关于遵义会议的描述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领导层中的核心地位。”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根据后续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证实。
主席真正的成为核心，又走过了很多的路。前文说了，不管是从党内威望还是个人风格来说，主席的支持者并不是很多，并不是一个遵义会议就轻而易举的把主席推上了领袖地位。
譬如，遵义会议之后，主席所指挥的土城战役终告失利。此一挫败，顿时令众多幸灾乐祸者欣喜若狂。博古曾言：“显而易见，即便是狭隘经验论者，亦难以胜任指挥之责。”
为突破敌军的重围，主席采取了隐秘红军意图的策略，与敌周旋于各个战场，这自然导致了行军里程的增加，甚至频繁的往返奔波。事实业已证明，此乃一条明智之策。然而，在当时，此举却引发了众多指战员的不满，军中怨声载道，牢骚满腹。
最典型的就是林彪。他鼓动彭老总，让老彭出头领导，老彭没有同意，林彪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这让主席大怒，但是没有记恨林彪，而是迁怒于彭德怀。
因为他认为林彪的所作所为，都是彭德怀鼓动的。林彪是个娃娃嘛。
细细思量，自是不足为奇。若细察遵义会议之后接连发生的数起事件，便不难理解毛主席何以情绪激昂。
土城战役失败让他饱受质疑，上上下下说怪话的特别多，让主席压力巨大。
在随后关于打造新鼓场的讨论中，唯有主席一人持反对意见，甚至为此付出了总指挥的职位，而接替他位置的，正是彭老总。
另有一事，那便是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中央经讨论决定，需派遣一人负责此事，并着手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作为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竟主动请缨，自愿前往。这一举动，不禁让主席感到几分不自在。
初入局中，部分人嘲讽，有人呼吁更替军事指挥者，更有意脱离红军队伍，这难道不是对谁的不满吗？
概而言之，自遵义会议落幕至会理会议召开之际，主席的领导地位尚未全面稳固。
在探讨进攻新鼓场的议题中，主席认识到了集体智慧并非总是可靠，尤其在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显得尤为关键。我党的基本原则是少数应服从多数，然而，面对频繁的战斗，若几十人争论数日仍无果，如此特事特办的做法显然不妥。
在主席的提议下，1935年3月12日，正式宣布成立了由主席、周公、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
自此，主席荣任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此后，毛主席得以充分施展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引领红军稳步迈向胜利。
❹ 写在最后
遵义会议关键人物。
王稼祥、张闻天、周公。
王稼祥，归自莫斯科留学，与王明、博古同窗情谊深厚，彼时身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要职。按常理，他与王明、博古应属一脉相承，然而，他却对主席的军事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认可。
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中，他率先向主席进言，指出当前的做法难以持续，必须将李德撤职。是他主动联络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这一举措，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于遵义会议之际，身负重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之上勇赴会场，即便卧于担架之上，亦毫无惧色地慷慨陈词，对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方针进行犀利批判，并力主由毛主席亲自执掌指挥权。
主席曾多次在后来提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博古的挚友，且系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莫斯科派成员，王稼祥的挺身而出，对主席的重新掌权起到了至关紧要的推动作用。
张闻天与王稼祥境遇相仿，同为留学苏联的学子，与博古亦情谊深厚。他起初亦坚定信仰苏联的理论体系。然而，在长征的艰难历程中，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使得张闻天意识到苏联模式的不适用。于是，他开始接受毛主席的革命理念，并认可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重要性。
在遵义会议上，针对博古所提出的“正报告”，与会者纷纷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形成了“反报告”。这份“反报告”全面驳斥了博古与李德的指挥策略，对博古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其陷入困惑与慌乱之中。
若言王稼祥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决议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周公的作用则更为关键，堪称决定性。
身为党内的资深实权派成员，能够达到如此境地实属不易，同志们。正因如此，周公才备受尊敬，他始终将国家大局置于首位。
探讨问题所在，为何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与苏联的关系转变。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实际上完全受制于共产国际，亦即苏联的遥控指挥。相隔千里的斯大林仅凭一时冲动做出的决策，回想起来不禁令人感到几分荒谬。自遵义会议以来，我们不再轻易听从他们的无端议论，这也使得两党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加剧。
然而，建国之后，斯大林曾就此事亲自向主席致歉，坦言当年因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作出了一些不妥的决定，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损失，这完全是他的责任。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党和红军逐渐迈向成熟。这一点易于理解：在事事皆由家长掌管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然缺乏坚定的主见。一旦遇到难题，便会第一时间寻求家长的庇护，心想，毕竟出了问题也非我之过。
自遵义会议以来，情形迥然不同。我们不再被动地任由命运摆布，而是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在面临各种挑战时，我们开始自主商议并作出决策，不再依赖外部力量的援助。这无疑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事实的发展亦印证了此言不虚。自遵义而赴延安，再从延安迈向全国，回顾这段历程，遵义会议无疑成为了关键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