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叛者，人弃之。
张国焘像一张被用过的手纸臭不可闻，谁都不愿带在身边。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不准他到台湾，毛人凤要把他留给共产党。在张国焘违命赴台后，两人又将他逼往香港。
五位昔日的同仁之语，或许能助我们更深入地剖析与重塑张国焘的形象。
毛泽东说：此人士总以“中国的列宁”自居，凡事皆以“第一”为念。然而，他视野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着眼于当下，而忽视了未来的可能。
周恩来说：“张国焘的背叛之举，竟连一名随从人员也未相随。”
徐向前说：张国焘固然具备一定的能力，然而其品格却颇令人诟病。
许世友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蒋介石说：“他（张国焘）既已背叛共产党，未来亦可能背离国民党。”
一
1948年冬日，淮海战役的炮火声此起彼伏，预示着国民党政权即将走到尽头。蒋介石着手安排人员撤离台湾的相关事宜。他亲自甄选了上千人的名单，其中汇聚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的各界翘楚与社会精英，名单上未有一名中共的叛徒。
“学生愚笨，恳请校长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内，有数十名曾属中共的叛徒，其中部分已跻身军统中层要职。局长毛人凤亲自拜见蒋介石，寻求处理之策。
“总的原则是将各类精英分子尽量带往台湾，不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借重的人才。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注意，这就是：凡中共叛徒，都不在撤离名单之列，要尽量劝说他们留在大陆。”
蒋解释道：
“共产党胜利了，这些中共叛徒决不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的，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让他们去台湾只会增加负担。”
“张国焘身为我党中央委员，难道也要选择留下吗？”
特别是张国焘，务必说服他留步。蒋介石的语气中透露出坚定不移的决意。
毛人凤
毛人凤惯于施行卸磨杀驴之计，此次更是得心应手。他于家中设下宴席，特地邀请张国焘出席，并特邀沈醉一同作陪。
酒至三巡，言及正题。毛人凤问：
在动荡的时代，不愿回顾往昔，张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时光荏苒，四年匆匆而过，百万雄师竟化为烟尘，此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张国焘在沉思中，满怀着无尽的感叹。
毛人凤又问：
张先生有什么打算？
张国焘略显困惑，沉思片刻后，苦涩地笑了笑：“如今，我只想在台湾找一个风景秀丽的角落，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挥笔创作，对其他事务已无他念。”
毛人凤做工作：
“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我替你分析过了，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你，也许还会给你安排一定的工作。
你若留下，于我党而言，便多了一位历经风雨的资深战友，其对党的事业之助益，远胜于赴台之行。
面对那出乎意料的被抛弃之局，张国焘深感意外，震惊不已。他紧张地追问：
“这安排是你定的还是你建议的？”
毛人凤和盘托出：
“老头子亲自决断。”
张国焘表情痛苦，低头沉默。
毛人凤与沈醉亦齐齐搁下筷箸，目光紧紧锁定在他身上。室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氛围。
沈醉
大约十分钟后，张国焘缓缓地抬起头，开口道：
你们的见解甚是准确，他们既已到来，自不会对我采取极端措施，然而，遭受批判与斗争则是不可避免之事。
年纪渐长，面对老同事们的一些建议，我尚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然而，若遭遇年轻人的指责，我实在难以承受。毕竟，人皆有自尊，他们却偏偏热衷于挫伤他人的颜面。”
毛人凤劝慰道：
“在中共党内，目前掌权者依旧以资深干部为主。毕竟，大家都是多年的老同事了，即便在批斗过程中，也不会对你过分苛责。”
张国焘愁容满面：
“我早已习惯了被人批斗，但若在老友面前，他们非但未施以批评，反而以讽刺之词相加，这滋味竟比被刀割还要痛彻心扉。”
他的嗓音低沉而缓慢，随着话语的逐渐深入，眼角不禁泛起了点点泪光。
毛人凤冷冷回应：
“若你无意留驻宝岛，台湾自不会敞开大门欢迎你的到来。”
张应了一句。
尽管蒋介石与毛人凤屡次力劝张国焘切勿飞往台湾，他却于1948年11月携夫人杨子烈及三名子女抵达了宝岛台湾。
杨子烈
纵使天下广阔无垠，于张国焘而言，除了台湾，他似乎再难寻觅他路。
抵达台北之际，张国焘一家的首站是南阳街的一家招待所，彼时他们正静候国民党的安排，以落实后续的工作事宜。
逗留数月之久，竟无人前来探问，既未安排任何工作，亦不关心日常生活，仿佛这世间根本不曾存在过此人。张国焘又一次深切体会到了蒋介石的冷漠无情。
坐以待毙非长久之计，张国焘与家人商议后，决定搬离招待所，在邻近一家温泉旅馆处租赁了一栋民宅。
“‘顶’一词在当地俚语中有着特殊含义，它指的是预付一笔高额租金，从而获得对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民宅年久失修，已是破败不堪。张国焘再次出资，购置木料，并雇佣工匠进行修复。张国焘一家不辞辛劳，忙前忙后，期待房屋修缮完成，却在这时不幸之事突然降临。
某日，两名国民党士兵拜访张国焘。“即刻停工！即刻停工！我们代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此栋建筑早已由公署租赁，尔等岂可擅自占用？”
“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国焘试图凭借自己的头衔来平息士兵们的嚣张气焰。
士兵们毫不理会张国焘的言辞，径自打断了他的话：“无论你是国民党中的哪位委员，这房子我们志在必得！立刻搬离，免得徒增烦恼！”留话离去。
张国焘怒容满面，面色涨得通红。杨子烈心中不禁生疑，这般军中之人竟敢如此大胆，公然挑衅国民党中委，这其中必有蹊跷。他推测，这定是保密局在暗中作祟，或许背后还隐藏着毛人凤甚至蒋介石的阴谋之手。
在妻子的点拨下，张国焘忆起毛人凤在散席之际所言之“台湾绝不容你立足”，不禁脊背生寒，不自觉地倒抽一口冷气。为了避祸免灾，他携家带口，悄然离开了台北，转而在香港安顿下来。
二
当时，香港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既未被解放军收复，亦非国民党的管辖范围，正成为张国焘这类“边缘人物”的理想栖息地。
那是一个寒冷的1949年冬日，九龙老街的一隅，一栋年久失修的老楼里，迎来了凯音一家四口的新居。
这套租住的住宅格局为三室一厅，虽空间有限，但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
香港地狭人稠，每寸土地都显得尤为珍贵，房价之高更是令人咋舌。这其中，一大原因便是众多内地来的富商巨贾，他们出手大方却在国内无地安置，纷纷在此购置物业。
凯音，即是张国焘之笔名。自迁居香港，他投身于一家小报，担任主笔一职，日复一日，笔耕不辍，撰写评论与专栏文章，以此换取生计之资。
行至人生暮年的张国焘，对共产党感到无力回天，对国民党亦深感绝望，于是转而与自称“第三势力”的一众人物频繁交往，尤其是与青年党的谢澄平、改组派的顾孟余以及桂系旧部程思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顾孟余
这些人皆在政治舞台上遭遇挫败，命运相似，满腹牢骚，常聚一堂，品茗闲聊，博弈麻将，更不时携家人郊游野炊，共度欢愉时光。
在闲谈之间，有人提及张国焘离台的缘由。然而，他选择缄口不言，未提及自己曾遭遇的冷落与羞辱。
“住在台北很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的主意。并不是我怕共产党，不敢出主意，而是我出的主意，被他们执行得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划不来。”
在那唯一的一次，与程思远共品香茗之际，张国焘坦诚地吐露了肺腑之言。他紧紧握住程思远的手，坦诚相告道：
“思远，过往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出演着跑龙套的角色，这样的日子已无意义。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涉足其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长为挺拔正直的中国人，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程思远，抗战时期人物。
程思远坚信，历经命运的诸多波折，张国焘似乎已经达到了彻悟之境，或许今后将不再踏入政坛。然而，当顾孟余打算邀请张国焘加入，共同创办《中国之声》杂志之际，他如此回应：“无需徒劳，张国焘对政治已心灰意冷。”出人意料的是，张国焘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欣然就任《中国之声》杂志社社长之职。
随后，张国焘亦加入了张发奎与顾孟余所创办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并成为该组织中的七位中央委员之一。
不久之后，同盟内部出现裂痕，张发奎派遣心腹接管了《中国之声》，迫使张国焘被边缘化。
张国焘再被戏弄。
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奔赴朝鲜战场。这场战事不仅激发了国际黄金市场的狂热，更让无数人因“炒金”而一夜暴富。然而，尽管对金融领域一窍不通，张国焘仍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所有的积蓄——5000美元，全部投入金市，投身于黄金交易的浪潮之中。
行情大涨，张国焘盈利丰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屡次反复，中朝联军与联合国军间的对话与冲突交替出现，导致市场行情波动无常。众多行家预测朝鲜战争或许即将迎来终结，因而竞相抛售硬通货。
有友劝张国焘：
“观其走势，朝鲜战争或将通过和平谈判得以解决；而金价已攀升至高峰，恐将步入下行通道，是时候考虑适时退出市场了！”
“你根本不谙政治之道。”张国焘带着轻蔑的口吻说道，“美国人，他们自诩为天下独尊，除非取得胜利，否则绝不会甘心罢手；毛泽东，那更是铮铮铁骨，面对越是强劲的对手，他的斗志反而愈发高昂。朝鲜战争的胜负尚不明朗，这场战争恐怕不会轻易结束。只要战事未息，金价必然持续攀升。”
张国焘并未选择收手，反而孤注一掷，将所有资金悉数投入买入，企图一举大赚一笔。
世事无常，朝鲜战争的结束如流星划过，金价随之暴跌，转瞬间，张国焘倾家荡产，沦为囊中羞涩的贫民。
恰逢祸端频仍，杨子烈为紧缩家用，毅然解雇了女佣，亲自承担家务。然而，在街头采购食材时，不幸在青石板上滑倒，虽幸得四处借贷得以保全生命，却落得终身残疾，成为跛行者。每当阴雨连绵，疼痛便如影随形，难以忍受。
内外夹击，贫瘠与疾病交织，这八个字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张家的境遇。张国焘于家中悠然闲居，杨子烈卧病在榻，次子张湘楚正就读中学，幼子张渝川则在小学就读。全家人生计，均赖长兄张海威之工资维持。
张海威于九龙的一所中学担任教师，其微薄的薪水难以负担各式各样的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煤气费、医疗、学费以及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每月，面对如雪花般纷至沓来的账单，张海威陷入了困境。
在无尽的无奈中，张国焘夫妇萌生了重返大陆的念头。他们深知，共产党秉持着宽容的政策，对那些悔过自新、从海外归来的同胞总是怀有宽厚的胸怀，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并不会过分追究。
初尝与大陆的联系，便是在1951年四月。张国焘的胞弟张国杰，当时正于江西萍乡上栗的故乡耕耘生计，忽接大嫂寄来的一封家书。
国杰弟：
家兄经济紧张，仅靠长子海威的教职维生。现考虑将次子湘楚和幼子渝川暂时送回故乡抚养。请问家中意见如何？望尽快给予回复。
嫂杨子烈
1951年4月
张国杰素来品行端正，在接到信件后，忧虑自己可能受到牵连，遂主动前往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件亲手交给了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未当回事。
“此乃一封寻常的家书，无需上交，您尽可自行保留。”
张国杰连连摇手：
“此处停留最为适宜，否则，领导视察会诸多不便。”
他连一封信也不敢留存，更遑论收留张国焘的两位子女。
杨子烈于日历上逐日计算，期盼着消息的到来，然而始终音信杳无。他深知三弟亦面临困境，不禁长叹一声，无奈之下只得暂时搁置此事。
又经过了两载春秋，张国焘的境遇愈发艰难，尤其是两个孩子的昂贵学费，令他陷入了两难之境。而与此同时，内地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给海外侨居的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此背景下，张国焘心中再次涌起了归国的强烈愿望。
1953年春，于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的轻松聚谈中，张国焘提及：
浏览媒体对大陆的报道，不禁令人心潮澎湃。身处香港的闲散生活中，我身无分文，日复一日地守望日出与日落，孤独感油然而生。心中时不时涌起回归北京的愿望，为人民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参与建设。
张伯伯与北京联系过吗？
张国焘摇头：
“没有合适的渠道。”
陈先生说：
“我熟识新华社香港分社专责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他乐意代你传递信件。”
“妙哉，妙哉！”张国焘兴奋地回应，“能否劳烦您代为咨询金先生，看看是否有返回北京的机缘？如有可能，最好是能将我的心愿转达给毛泽东主席。”
数日之后，陈先生通过电话邀请金尧如至一家咖啡厅进行会面，并向其传达了张国焘的指令。
金尧如稍作沉思，答道：
“张国焘先生若有意重返党和人民的怀抱，自是值得欢迎的。我将此情况上报，并征求分社领导的看法，随后静候中央的回复。然而，仅凭口头汇报，或许不足以作为充分的依据。”
陈先生随即补充：
“张国焘伯伯曾告知，他拟致信毛泽东主席。请您返程后，与分社的领导们进行商讨。若获其首肯，同意将此事上报中央，烦请拨通电话告知，我将亲自将信件送达。”
金尧如将此情况及时向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进行了反馈。黄作梅建议将张国焘的信件上报中央。金尧如随即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张国焘当夜赶写了一封书信，翌日，陈先生便将此信亲手交到了金尧如手中。
毛、刘、周：
在党中央的引领与大家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建立了新中国，这让我深感振奋与深切的自责。经过深思熟虑的两年多，我下定决心重返党的行列，在你们的指导下，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我微薄的力量，至死不渝，以期弥补过去的过失。
张国焘与毛泽东于延安
香港分社新华社遵照既定组织流程，迅速指派专人将信件送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该分局负责向上级中央呈递。
数周之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若张国焘愿意归队，中央表示热切欢迎。”
然而，刘少奇提出了一项前提，即他须先行向中央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对自身在历史上所坚持的错误路线进行深刻反省，并对其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及最终背叛党的严重过失作出深刻检讨。在此基础上，他需明确提出改过自新的坚定承诺，以此彰显其悔改的决心。
金尧如约与陈先生会面，恳请他将中央的立场如实传达予张国焘。
那些曾对党组织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核心人物，在回归党的队伍前，须明确表态，坚决与过往的劣迹划清界限，此乃我党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例。此规定并非仅针对张国焘个人。
中央的仁慈未能触动张国焘的心弦。在深思熟虑了一夜之后，他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
近日我身体欠佳，此事暂且搁置，待病情好转后再详谈。劳烦你代为向他们致以谢意。
张国焘错失了悔改机会。
三
1958年10月，第三次萌生了归国的念头。张国焘通过他人向中央表达了他的意愿，表示愿意为我国政府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请求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
《张国焘近期状况简要报告》呈递至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手执香烟，陷入沉思良久，遂于报告上批注道：
“宜劝张国焘与美国人断绝联系。若能实现此目标，不妨考虑给予其个人生活上的资助。毛泽东注。”
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毛泽东的视线。
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焘，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毛泽东曾以“实力派”三字精准勾勒张国焘的处世之道，可谓一针见血。张国焘虽常将信仰与人格挂在嘴边，实则生活中鲜少坚守原则，秉持的乃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早年，为求生存，他背叛了中共组织；中年，为争权夺利，他挑起红军内乱；晚年，为谋取私利，他沉迷金钱，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引入陷阱。
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政界重新审视那仿佛一夜之间崛起于东方的崭新巨人——新中国。面对这个陌生的对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填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空白。
美国中情局一直将搜集政治人物的历史资料视为一项传统。他们坚信，通过对中共决策者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人际交往以及家庭状况的深入了解，可以有效地预测其政策动向。
中情局将张国焘誉为中共历史中的“活字典”，并洞察到他经济状况的拮据，便投其所好，以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名义，亲自登门拜访。他们请求张国焘提供有关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历史背景的信息，并承诺在采访结束后给予他丰厚的报酬。
张国焘竭尽全力，倾囊以授，将自己所知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倾诉而出，这让中情局深感满意。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近二十次，直至感知到他腹中已无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才终止了采访。
张国焘再次面临生计的困境。然而，得益于上次的访谈，他“物美价廉”的声誉迅速传播，远播海外，吸引了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关注。该校特地派人联系张国焘，邀请他撰写个人回忆录。在撰写过程中，学校承诺每月提供2000港元的资助作为研究费用。此外，一旦回忆录完成，学校将授予其英文版权。
在绝境之中，张国焘意外获得生机，欣然接受。在乡友许鹏飞、涂公遂的鼎力协助下，他历经四载艰辛，终于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1965年，香港的《明报月刊》开启了张国焘回忆录的连载之旅，该作品被冠以《我的回忆》之名。自1971年起，这部回忆录的中文版陆续以三册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在此之前，杨子烈曾推出著作《往事如烟》（后更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明报周刊》慷慨地支付给张国焘夫妇一笔丰厚的稿酬，此笔稿酬遂成为张家往后十余年间的核心经济来源。
张国焘家族
四
在香港度过了二十余载，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移居至美国。
1968年，张国焘步入古稀之年，其三个子女亦已各自成家立业。长子张海威及三子张渝川均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分别致力于数学研究与工程建设事业，次子张湘楚则在美国从事医学行医。张国焘夫妇起初远赴美国投靠次子，之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与长子同住。
wherever Zhang Guotao tread, poverty followed like a shadow in his wake. Having lived with his eldest son for but a short while, he and Yang Zilie soon realized that Zhang Hawei's salary was meager, barely sufficient to support his own family. With the addition of two new dependents, the burden grew increasingly heavy.
得知加拿大政府针对65岁以上老人设有福利救济政策后，他们便毅然决然地搬离了张海威的住所，选择了入住免费的养老院，并依赖政府的养老金维持生计。
张国焘在加拿大。
1973年，张国焘不幸遭遇中风袭击。在多方竭力救治下，他虽幸免于难，性命得以保全，却不幸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右手和右脚均失去了活动能力，且病情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杨子烈自身亦身患残疾，且年事已高，无力亲自照拂张国焘。在与子女们商议过后，杨子烈向政府提出申请，成功将张国焘从养老院转至官方管理的老人医院接受照料。
身受多病困扰，张国焘在老人医院的病情时好时坏，疾病无情地折磨着他。此时，他迫切需要一笔经费，以请院外专家进行针对性治疗。在与杨子烈的商讨中，他猛然想起，自己曾行善一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身居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要职。彼时，蒋经国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公开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而一时声名鹊起。随后，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他不幸卷入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最终遭受了清洗的厄运。
在就蒋经国的处理方案展开讨论之际，代表团内部出现了意见的分歧。王明坚决主张将此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然而，张国焘一时兴起，心生慈悲，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少年，不宜过分严厉。于是，他亲自与俄共进行交涉，力求对其从轻发落。
最初，蒋经国被派遣至彼得格勒的托马卡红军学校接受教育，学业有成后，又安排其在工厂工作并在莫斯科周边的石可夫农庄参与劳作，从而避开了流放之苦。相比之下，那些同样被流放的犯人中，十有八九最终命丧西伯利亚的荒凉之地。
张国焘对蒋经国的救命之恩，堪称再造之德。而侥幸存活下来的蒋经国，亦对张国焘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香港的寓居期间，蒋经国特地派遣黄少谷前来香港，向张国焘表达问候，并表示“患难与共，救命之恩，必当相报”。
蒋经国和妻儿
张、杨二位不便直接向蒋经国提出恩请，遂特地恳请旧友蔡孟坚从中牵线搭桥。
蔡孟坚在信中向黄少谷透露了张国焘的最新状况，提及他已向党国投诚，并曾担任中央委员的重要职务。目前，张国焘身无分文，正身患重病卧床。若他在加拿大因饥饿或疾病离世，无疑对张国焘本人而言是一幕悲剧，同时，对台湾方面亦构成一种讽刺。因此，他建议黄少谷向蒋经国进言，恳请给予张国焘适当的救济。
不久之后，蒋经国委托他人，将一万美元的支票转交给了蔡孟坚。蔡孟坚则亲自将这张支票送至老人医院。由于张国焘行动不便，他嘱托杨子烈代为填写收据。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养老院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次日，即12月5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多伦多的某处公墓之中。
张国焘终年83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