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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春，甘肃的祁连山里，风刮得像刀子。
一个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孤零零地倒在草滩里，看上去已经没了半条命。
抓到他的民团还挺高兴，以为就是个普通小兵，能换几块大洋的赏钱。
他们谁都没想到，这个自称“通讯员”的俘虏，他的真实身份，会让整个西北的马家军高层都睡不着觉。
一场看似普通的抓捕，就这么拉开了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序幕。
01
1936年10月，那会儿的局势可真叫一个复杂。红军三大主力好不容易在甘肃会宁会师，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项艰巨的任务就下来了。红四方面军的2万多弟兄，组成了西路军，要渡过黄河，去执行所谓的宁夏战役计划，目标是打通国际路线。
这消息一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那还得了。他立马给西北那几个姓马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他们–发电报，就一个意思：给我往死里打，决不能让他们过去。
马家军那边，尤其是马步芳和马步青，那叫一个卖力。调集了足足11万5千人往河西走廊堆，里头有3万多是正规军，剩下8万多是地方民团。家伙什儿也不含糊，6万匹战马，一个炮兵团，蒋介石还给配了一个飞行中队。这阵仗，说白了就是要用人海战术把西路军给淹死。
所以说，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一过黄河，基本上就是一脚踩进了地狱模式。在河西走廊，那仗打得叫一个惨烈。虽然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也干掉了不少敌人，但自个儿的伤亡也是大得吓人。
到了1937年3月，西路军在临泽县倪家营子那边突围出来，原来2万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不到3000人了。没办法，只能撤进茫茫的祁连山，准备打游击。3月11号，就在一个叫石窝山的地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了个会，也就是石窝会议。会上定了下来，剩下的这点人，编成左、右两个支队，加上总部的一些人，分散开来，跟敌人耗。
这一下，驻扎在酒泉的马家军可就来劲了。他们的头头是马步芳的堂哥，叫马步康，是第一百师二九八旅的旅长。他手底下除了正规军，还搞了个“康州区保安团”，拉了2600多个团丁，把守着各个山口，满山遍野地拉网，就为了搜捕失散的红军。
马步康这人，下了死命令，还带悬赏的。抓住一个红军军官，赏50两金子；抓住一个普通红军，给5两金子，再加5块大洋。重赏之下，那帮地方民团的眼睛都绿了，钱在眼前晃，命都可以不要。
就在1937年4月上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康州区保安团”第五民团二大队的大队长茹大本，就带着手底下40来号人，扛着大刀长枪，钻进了观山口。
这帮人搜了一上午，啥也没捞着。中午在西沟寺歇脚吃了点东西，下午又翻过一道山梁，沿着河沟走了两三个钟头。就在一片长满了红柳和扁麻秧子的大草滩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落单的红军。个子不高，头发倒是挺长，一张圆脸晒得黢黑。头上戴着顶灰帽子，身上的灰色棉军装破破烂爛，棉裤的裤腿都磨掉半截了。脚上没鞋，就用破毡片和烂布条裹着，拿绳子捆得紧紧的。整个人病怏怏的，一看就是饿了好几天，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那帮团丁一看着，跟饿狼见了羊一样，“呼啦”一下就围了上去。摁胳膊的摁胳膊，压腿的压腿，一下子就把那个红军战士给摁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茹大本得意洋洋地走过去，让人把他身上搜了个遍。你猜怎么着？还真搜出不少东西：一把盒子枪，75发子弹，一把匕首，一块怀表，一个指南针，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茶缸、牙刷这些日用品。钱也不少，有175块。另外还有一个小布袋，里头装着一碗炒面和一点盐巴。
茹大本一把夺过那支盒子枪，插在自己腰上，立马就神气起来了。他清了清嗓子，对着地上的红军就是一顿盘问，问他叫啥名，是干啥的，还有没有同伙。
02
那个红军战士一开口，就是一股子浓重的湖北口音。他说自己姓陈，叫陈泽功，就是个通讯员。前几天在山里碰上了马家军的手枪队，打了一仗，队伍被打散了，他就一个人落了单。在山里头转了好几天，也走不出去，吃的也早就没了，再这么下去，估计也就饿死在山里了。
茹大本一听，心里挺满意。他拍了拍腰上那把崭新的盒子枪，哼了一声，慢悠悠地开了口。他说算你小子识相，没跟我们动手，不然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现在呢，也不杀你，先把你带回团部，听长官发落。
那个叫陈泽功的红军，脸上竟然露出一丝轻微的笑意。他看了一眼茹大本和他手下那帮人，说我看你们肩上扛的都是些长矛木棍，也就是本地的庄稼汉，我不想开枪伤了你们。要是碰上正规的马家军，我就是没劲儿了，也得拼死干掉几个。
这话一说出来，茹大本心里“咯噔”一下。他立马觉得，眼前这个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通讯员那么简单。一个通讯员，哪来这么大的口气？他脸色一沉，厉声追问，说你肯定不是小兵，绝对是个当官的，快说，到底是什么官？
问了半天，陈泽功只是苦笑了一下，最后才勉强承认，说自己以前当过教导连的连长，后来犯了错被撤了职，才干了个通讯兵。
茹大本半信半疑，但也问不出更多东西了。他派了几个团丁，把陈泽功扶上一头毛驴，押回团部去。他自己呢，则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往前搜。
押送陈泽功的团丁，把他带到了第五民团一大队的驻地，一个叫黄家大院的地方。到那儿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大队的队长谢占元和副队长任子才几个人，刚吃完饭，正歪在炕上抽大烟呢，懒得审问，就让人随便给他弄了点吃的，找了个地方关起来。
第二天，谢占元才想起来这事儿，让人把陈泽功押到了团部，交给了团长于洪林。
从那天开始，陈泽功就在团部的一间西厢房里住了下来，跟他一起的，还有四个看管他的壮丁。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陈泽功的日子可不好过。吃的都是剩饭剩菜，穿的还是那身破烂衣服，受尽了虐待。但怪就怪在，他脸上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反倒是乐呵呵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天天跟那四个看管他的壮丁聊天。聊理想，聊人生，给他们讲红军打仗的故事，讲共产党是怎么对老百姓好的。枪可以关住人，但关不住思想，几句实在话比高墙铁链还管用。一来二去，关系竟然处得相当不错。
没过十几天，这四个壮丁，简直就把陈泽功当成了偶像，有啥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团里的炊事员段举先，也经常偷偷从厨房给他端些好吃的过来。壮丁马希轩，还自掏腰包给他买药，帮他剃头，抓身上的虱子。
一天晚上，一个叫刘加林的壮丁，就跟陈泽功诉苦，说那个大队长茹大本，怎么打骂他们，怎么欺负他们。陈泽功听了，就给他们出主意，教他们怎么跟茹大本斗，告诉他们要团结起来。
到了5月初，陈泽功脚上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那几个壮丁，甚至都开始偷偷商量，准备找机会帮他逃跑。
可就在这个时候，酒泉城里的马家军旅部突然下了通知，让各个民团，把抓到的红军俘虏，全部送到城里去集中看管。
这一下，逃跑的计划也泡汤了。第五团的团长于洪林，就派了个叫茹其厚的传令兵，把陈泽功押送进了酒泉城。
03
酒泉城里，马步康的旅部设在大衙门。旅部的参谋长叫韩德卿，他亲自接待了从乡下押送俘虏过来的茹其厚。
韩德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陈泽功。他心里就犯嘀咕了，眼前这个人，虽然穿着破烂，但那股子气度不凡，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一股从容淡定。这哪像个普通的小兵啊？韩德卿觉得，这人最起码也得是个团级以上的军官。
于是，韩德卿当场就对陈泽功进行了一番审问。
可陈泽功的回答，跟当初对茹大本说的那一套，一模一样，还是说自己叫陈泽功，是个通讯员。翻来覆去就这几句，一点有用的新东西都没有。
韩德卿也没办法，只好把他带到后院，去见旅长马步康，请示怎么处理。
那会儿马步康正在里屋搓麻将呢。手气正好，抓了一手好牌，正紧张地等着胡牌，哪有心思管这点小事。他头都没抬，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人把俘虏交给副官，送到火神庙去看管起来。
火神庙离旅部不远，也就两三百米的路。那地方，当时是马家军专门用来关押红军俘虏的集中营，里头已经关了一百多个红军战士了。
负责押送的副官领着陈泽功，一脚踏进了火神庙的大门。
就在那一瞬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庙里头那一百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原本都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地上，可一看到陈泽功进来，竟然不约而同地，“呼啦”一下全都站了起来。
这一下，把押送的副官给吓了一大跳。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下意识地就拔出了腰里的手枪，指着那些站起来的红军，大声喝问他们为什么要起立。
那些红军战士们好像也愣住了，谁都没有回答，但又都默默地坐回了地上。
虽然没人说话，但那个副官可不是傻子。他脑子里立马就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叫陈泽功的，绝对是个大人物！不然，怎么可能让这么多俘虏，在这么个地方，做出这么整齐划一的动作？
他越想越觉得事关重大，立马就把陈泽功从火神庙里提了出来，火急火燎地带回了旅部。
参谋长韩德卿听了副官的描述，也感到这事儿不简单。他赶紧跑去向马步康汇报。
马步康一听，麻将也顾不上打了，亲自出马审问陈泽功。
可陈泽功呢，还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脸上一点惧色都没有。不管马步康怎么威逼利诱，他就是一口咬定，自己过去最多就是个营级军官，别的啥也不是。
马步康这下可烦躁了。他一面让韩德卿陪着这个“硬骨头”去洗澡，算是优待，一面又派人去火神庙，把里头的红军战士提出来，挨个审问，非要搞清楚这个陈泽功的底细不可。
在澡堂子里，韩德卿一边给“陈泽功”递毛巾，一边旁敲侧击地问东问西。他还特意提到，旅长已经派人去审火神庙里的其他人了。
也许是不想连累那些无辜的战友，“陈泽功”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痛痛快快地开了口。他说，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就是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古浪那一仗，我的部队损失惨重，我被撤了军长的职务，是戴罪立功的。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你们抓住了。
“孙玉清”这三个字一出来，韩德卿当时就懵了。有些人的身份，不是靠嘴说的，是刻在别人心里的，一个眼神就够了。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俘虏，竟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让马家军都头疼不已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04
孙玉清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西北，那可是响当当的。他是湖北黄安人，黄麻起义出来的老底子，打仗是出了名的猛。当年在四川打军阀田颂尧，他带着一个团，硬是干掉了敌人三个团，还得了一面“以一胜百”的奖旗。后来当上红31军军长，夜袭青龙观，又得了个“夜袭常胜军”的称号。
调到红九军当军长以后，在古浪城那一仗，面对马家军好几个旅的围攻，还有飞机大炮，孙玉清愣是沉着指挥，打死打伤了2000多个敌人。虽然那一仗红九军自己也伤亡惨重，孙玉清因此被撤了职，但他的威名，马家军上下谁不知道？
韩德卿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腿肚子都有点哆嗦，他连滚带爬地跑去报告马步康。
马步康一听说抓到的就是孙玉清，高兴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他立马跑过来见孙玉清，握着他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一个劲儿地说“辛苦，辛苦！赏光，赏光！”
回头，马步康就叫人拿来一套崭新的衣服让孙玉清换上，还拍着胸脯保证，说我是马步芳的哥哥，他都听我的，你放心，绝对不会伤害你。
第二天，马步康就在酒泉的南会馆大摆宴席，又是请客吃饭，又是找戏班子唱戏，宣布全城狂欢三天，庆祝抓到了孙玉清。
远在西宁的马步芳得到消息，也是大喜过望。他回电报指示马步康，要对孙军长“妥善照顾”，等一个叫马忠义的旅长回去，就把孙玉清交给他，带回西宁。
就这么过了十几天，到了5月17号，孙玉清被押送到了西宁，关在了马忠义的住所里。
孙玉清被押到西宁这事儿，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5月18号的《青海日报》都登了头版头条，说“缉获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
就在报纸出来那天，马步芳召集了一帮军政要员，在省政府的客厅里“会见”孙玉清，想给他来个下马威。
结果呢，孙玉清穿着一身布衣，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圈屋子里的人，脸上带着一丝冷笑，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这一嗓子，气势如虹，直接把在场所有马家军的官员都给镇住了。真正的强者，就算成了阶下囚，气场也能压倒一群将军，骨头硬才是真本事。
当时在现场的马家军电台主任熊维邦，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说，孙军长身材不高，但浓眉大眼，说话谈笑风生，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旁若无人。桌上摆着花生瓜子，他就边吃边说。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大方方地评论两军作战的得失，说我们这次失败，是犯了兵法大忌，孤军远征，天寒地冻，没有根据地。又说你们马家军打仗，就是瞎打蛮干，没计划。要是换个位置，你们就算有200个团，我们也能轻松打垮你们。
一番话说得马步芳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本来想炫耀一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别提多扫兴了。
05
马步芳看硬的不行，就想来软的。他觉得，英雄难过美人关，就想用夫妻之情来软化孙玉清。他先后两次，派人把孙玉清押到陆军医院，去看望他同样被俘的爱人岳兰芳。
岳兰芳也是个苦命人。1933年，她18岁的时候，因为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跑出来参加了红军，分在红九军剧团。长征路上，在甘孜曲河，她和当时的军长孙玉清结了婚。
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岳兰芳在妇女团当排长。整个河西战役，她都没能再见到丈夫。部队被打散后，她不幸被俘，被押到西宁，先是在羊毛厂干苦力，后来又被弄到马家军的陆军医院，给伤兵洗伤口、洗衣服。
在医院里，日子过得猪狗不如。有一次，她没及时给一个伤兵换药，那个伤兵拄着拐杖过来，举起来就往她脸上打，打得她眼冒金星。岳兰芳也是个烈性子，气得抓起一把刀就要跟那个伤兵拼命，幸好被旁边的女战友给拉住了。
一天，她正在屋里，突然听到一个马匪兵在外面喊她的名字：“岳兰芳！”她吓了一跳，以为是要拉她出去杀害。一转身，却看见了丈夫孙玉清。他被三四个马匪兵押着，走到了她面前。
马匪兵指着她问孙玉清，这是不是你老婆。孙玉清点了点头，然后对岳兰芳说了一句，你不要害怕。
因为旁边一直有敌人盯着，他再没能多说一个字。过了几天，他又被带来一次，还是没能说上话。
又过了没几天，一起被俘的女红军偷偷告诉岳兰芳，孙军长被马匪杀害了。她当时就觉得天塌下来了，整整一天没吃饭，在床上躺着，泪都流干了。
马步芳之所以最终动了杀心，一方面是他发现，所有的软化政策对孙玉清都起不了作用。另一方面，孙玉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他被俘红军的一种巨大鼓舞。只要他活着一天，那些被俘战士心里的火就不会灭。
最后，当蒋介石那封“处以极刑”的电令发到西宁后，马步芳便下了毒手。他命人把孙玉清捆绑在马忠义后院马棚的柱子上，残忍地杀害了。
孙玉清就义前，怒目圆睁，没有一丝一毫的屈服，口中高呼着“共产主义万岁”，从容赴死。那一年，他才28岁。
当天夜里，马忠义的副官把孙玉清的遗体偷偷拉到南门外掩埋了，而他的头颅，则被送到了马步芳的军部。
这家伙也是个人才，1943年敢私造武器卖，结果把自己折腾进去了，判了3年。
抗日胜利后放出来，他立马改名换姓，玩起了人间蒸发，在外面做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他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到了1955年，还是被揪出来了…你说这图啥呢，没想到吧，第二年他就因为癌症死在了牢里，刚好60岁。
